约翰•克利斯朵夫

江声浩荡……

钟声复起……

傅译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》序

  傅译罗曼•罗兰，从西方文化中拿来一种可贵的异质：力的颂扬。贝多芬与近代世界之贝多芬——约翰•克利斯朵夫，以他们雄强的个性，对大多萎弱的个性，自是一种补济。正是出色的傅译，使罗曼•罗兰得以广泛传布我国，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》哺育几代学人，功不可没。

  傅雷先生是把罗曼•罗兰当精神导师来引介的。先生早年之志，似在人生修养。所译莫罗阿《人生五大问题》《恋爱与牺牲》，和罗素的《幸福之路》等，都是纵论人生大事，探索幸福之道的。而《贝多芬传》与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》，则旨在提供一种理想的范本。贝多芬与命令搏斗的气概，克利斯朵夫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热忱，在当年“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”，无疑是亟需发扬蹈厉的。傅雷在阴霾蔽日的抗日时期，译出《贝多芬传》与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》，当不是无所用心于世的。表现了译者的爱国精神与民族节气，像普罗米修斯把火种盗给了人类一样，为中华民族的苦难岁月出了一份力，做了一份贡献。事实上，这两本书，给处境险恶的知识青年，带来了光明，指引他们冲出黑暗的包围，开始勇敢的进发。不少读者，即便后来已拥有新译，还把早年读过的骆驼版《克利斯朵夫》当做珍藏，以为纪念。真正的名著，不会过时发黄，依然取之不竭。一九四九年后，改革开放以来，这两本书又在青年学生中，招来一批又一批的新读者。笔者认为，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》像《苦儿流浪记》，像《鲁宾孙漂流记》，像《牛虻》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作为修养读物，是人生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。尤其是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》，作品恢弘的蕴涵，一直予人强烈的感应。

  罗曼•罗兰及其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》，在我国的知名度，远远大于其在本国的影响，不能不归功于其超拔的译者。法国学者称，罗曼•罗兰只在国外才被视为法国的大作家。其间可看出“傅译效应”！局外人以为翻译无非亦步亦趋，有一句译一句，殊不知译者的主体意识有着举足轻重，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。试想译得不忍卒读，还能谈什么影响？傅雷可说是以虔敬的心情来译这本书的，“一边译一边感情冲动得很”，融进了自己的朝气与生命激情，自己的顽强与精神力量。先生自称不能诗，但译完第一册，欣然命笔，写下一篇诗一样的《译者献词》；为第二册，又写有《译者弁言》，对一时不易把握作品真际的读者，“做一个即使不高明，至少还算忠实的向导”。既是向导，必有导向。导向就在于把这部伟大的史诗，定位在——“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，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內界的战迹。”“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，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；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，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。”

  傅雷先生是集中用四五年功夫，专心致志，译出全书，于一九四一年初版问世，十年里先后印行七版。莫罗阿盛赞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》是部学习人生的“修业小说”，写主人公从出生到死去完整的一生，处理人生中所碰到的种种重大课题，不愧大家手笔，可师可从。作品的主旨，似乎围绕着生存更新，激扬生命力，以艰苦的奋斗去开拓人生道路，做一个德才兼备、独立不羁的强者。这是一部对人生的一生，尤其在青年时代，会有重大影响的书。一九四九年后，为适应新时代读者，译者于一九五二至五三年间，又投入一年，重译一遍，是为平明版；一九五七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平明版纸型重印一版。在海峡两岸壁垒森严的时期，港台盗印版不绝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人文版、安徽版、漓江版竞相印行。这皇皇四巨册，一九八Ο年代曾进入十大畅销书之列。累计印数当在百万部以上，可见受欢迎的程度。傅雷译《贝多芬传》译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》，“个人的理由”是想“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青的一代”，在他看来，一个人的价值，也在帮助人的能力上。

  约翰•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，可以认为是法国文学中最有生命力的人物；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》这部小说，无疑也是法国文学中最有生命力的作品。傅雷先生自己说过，“他受这本书影响很大”（转引傅聪语）。诚然，“翻了他一百二十万字的长篇免不了受影响”，小至行文方面，一九四五年办《新语》半月刊，觉得自己“写的文章每句脱不了罗曼•罗兰的气息和口吻”！“君子之学也，以美其身”，以为变化自己气质、陶冶自己性情的养料。而且，此书对译者一家也影响至大。傅家子弟从小熟读克利斯朵夫，傅聪“小时候常以克利斯朵夫自命”，儿媳还没过门，已在阅读这部巨著，“我相信对你一定大有启发”！哪个孩子缠于烦恼，做父亲的便建议“多听听贝多芬的第五，多念念克利斯朵夫里几段艰苦的事迹（第一册末了，第四册第九卷末了），可以增加你的勇气。”翻到第一册末了，高脱弗烈特俨然一副托尔斯泰面目，指着在绚烂而寒冷的天边显现的朝阳说：“对这初升的日头，得抱着虔敬的心……便是像今天这样灰暗愁闷的日子，你也得爱……现在是冬天，一切都睡着了。将来大地会醒过来的。如果你是好人，一切都会顺当的。干吗要为做不到的事悲伤呢？一个人应当做他能做的事……竭尽所能……英雄就是竭力做好他所作的事，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。”道理虽浅，激励我们凡事竭尽全力，发掘潜能，增长才干。

  傅译罗曼•罗兰——这六个字，今天看来平淡无奇，焉知其中还隐伏祸机。此译予译者以早期的荣名，中年的困顿，晚年的罹难。正当译者的事业和活动进入高峰时期，反右派斗争不期而至。运动中，有些青年学生“犯了错误”，挖思想根源时，发觉受了克利斯朵夫的影响。面对大量这样的事例，该书的译者当然难辞其咎。再加上些别的言论，傅雷先生由此开始忧患余生。“节场”上转了一圈，铩羽而归，还是回进书房。视患难如无物，他自称“只要一上桌子，什么苦闷都会暂时忘掉”。仍以坚毅的秉性，每天译书不缀。辞别了一度的烦嚣，又获得一份宁静的反思，气度从贝多芬式的精神，转向东方式的恬淡与明哲。早年在贝多芬乐曲里捕捉到象征十九世纪“人类活动的基调——力！……反抗一切约束，争取一切自由……第一是：我！然后是：社会。”这时从贝多芬晚年的四重奏中，看到了”隐忍与舍弃”，看到了奋斗后的失败，抗争后的无奈。“挣扎了一辈子以后再放弃挣扎，当然比一开始就奴颜婢膝的屈服高明得多，也就是说‘自我’的确已经大大的扩张了；同时却又证明‘自我’不能无限止的扩张下去……”音乐趣味，也由贝多芬转向莫扎特：“因为贝多芬的音乐几乎每页都是与生命肉搏的历史，他的英勇与顽强对每个人都是直接的激励；莫扎特却是不声不响地忍受鞭挞，只凭着坚定的信仰，像殉道的使徒一般唱着温馨甘美的乐曲安慰自己，安慰别人。”一九六Ο年给傅聪信里议论道：“大概中国的传统哲学和艺术理想越来越对你发生作用了。从贝多芬式的精神转到这条路在我是相当慢的。”他认为，“中华民族从古以来不追求自我扩张”，“中国人的理想是追求智慧”；“从理智上追求觉悟，求超渡；觉悟是悟人生的虚幻，超渡是超脱痛苦与烦恼”。——纯是悟道之语。

  欧战纷乱，罗曼•罗兰可以隐居瑞士，超乎混战之上；动乱初始，罗曼•罗兰译者虽然自反右以后，一直蛰居斗室之中，造反派还是从门外杀了进来。傅雷本无党无派无所归属，“文革”一开始，成了上海第一批冲击对象，造反派来自上海音乐学院。先生没在上海音乐学院任过教，傅聪也未在上海音乐学院念过书，想必还是音乐家克利斯朵夫给他惹的祸。傅雷在向未来儿媳介绍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》时，漏出一句含混的话：“就说我自己，也还没有渡完克利斯朵夫的最后阶段。”罗曼•罗兰在《卷十初版序》中称：“我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的悲剧。”真是一言而成谶语？从《遗书》得知，对寄存物中搜出的所谓“反党罪证”，傅雷夫妇不愿连累他人，“强者不吐实，弱者吐不实”；明知这点事也不至判重刑，但横逆其来，一代巨匠，宁以刚折，遗世高蹈。古人云：“辱若可避，避之而已；及其不可避，君子视死如归。”生命的崇高感，酿成了“经历过大时代动荡的人的悲剧”……这人生的最后一步，跨入了历史的界域，无愧于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》译者的人格尊严：人品与译品臻于完美锲合。可以说，傅雷借克利斯朵夫，构建了自己的生命形象。先生的学问品德，足以见重于世。拨乱反正以来，该书一印再印，十倍于译者生前的印数，继续嘉惠后学。

  傅译罗曼•罗兰，是欲借天下之大言，以自励兼励人，以自铸兼铸人，以自树兼树人。傅译的辉光，至今不灭于神州大地，留下了对后进英才的关垂与殷盼。让我们依译者遗训：“以虔敬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吧！”

  “蒙蒙晓雾初开，皓皓旭日方升……”

  “江声浩荡……钟声复起……”

  “天地重光……英雄出世！”

  愿广大读者，今日的读者，未来的读者，共此浩荡，在人生道路上从荆棘走向坦荡！

  附记：名著复译，鼠窃狗偷，不算本领。能译得比“江声浩荡”（Le grondement du fleuve）更加浩荡，后来而确乎居其上，读者自会佩服，潇洒地扔弃傅雷的译品与人品！

罗新璋

一九九四年元月

译者献词

《译者献词》最初载于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一月初版卷首。

  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没有黑暗的时间，只是永不被黑暗所遮掩罢了。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没有卑下的情操，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。

  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，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；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，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。

  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》不是一部小说，——应当说：不止是一部小说，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。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，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內界的战迹。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，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，是贝多芬式的一阕交响乐。愿读者以虔敬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吧！

  战士啊，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，你定会减少痛楚，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吧！

译者弁言

本文原为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》第二册的序文，置于卷四之首，现转录于此。

  在全书十卷中间，本册所包含的两卷恐怕是最混沌最不容易了解的一部了。因为克利斯朵夫在青年成长的途中，而青年成长的途程就是一段混沌、暧昧、矛盾、骚乱的历史。顽强的意志，簇新的天才，被更其顽强的和年代久远的传统与民族性拘囚在樊笼里。它得和社会奋斗，和过去的历史奋斗，更得和人类固有的种种根性奋斗。一个人唯有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得胜，才能打破青年期的难关而踏上成人的大道。儿童期所要征服的是物质世界，青年期所要征服的是精神世界。还有最悲壮的是现在的自我和过去的自我冲突：从前费了多少心血获得的宝物，此刻要费更多的心血去反抗，以求解脱。

  这个时期正是他闭着眼睛反抗幼年时代一切偶像的时期。他恨自己，他恨他们，因为当初曾经五体投地的相信了他们。——而这种反抗也是应当的。人生有一个时期应当敢于不公平，敢于把跟着别人而佩服，而敬重的东西——不管是真理是谎言——一概摒弃，敢于把没有经过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统统否认。所有的教育，所有的见闻，使一个儿童把大量的谎言与蠢话，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饱了，所以他若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，少年时期的第一件责任就得把宿食呕吐干净。

  是这种心理状态驱使克利斯朵夫肆无忌惮的抨击前辈的宗师，抨击早已成为偶像的杰作，抉发德国民族的矫伪和感伤性，在他的小城里树立敌人，和大公爵冲突，为了精神的自由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依傍，终而至于亡命国外。（关于这些，尤其是克利斯朵夫对于某些大作的攻击，原作者在卷四的初版序里就有简短的说明。）

  至于强烈旷野的力在胸中冲撞奔突的骚乱，尚未成形的艺术天才挣扎图求生长的苦闷，又是青年期的另外一支精神巨流。

  一年之中有几个月是阵雨的季节，同样，一生之中有些年龄特别富于电力……

  整个的人都很紧张。雷雨一天一天的酝酿着。白茫茫的天上布满着灼热的云。没有一丝风，凝集不动的空气在发酵，似乎沸腾了。大地寂静无声，麻痹了。头里在发烧，嗡嗡的响着；整个天地在等着那愈积愈厚的力爆发，等着那重甸甸的高举着的锤子打在乌云上面。又大又热的阴影移过，一阵火辣辣的风吹过；神经像树叶般发抖……

  这样等待的时候自有一种悲怆痛快的感觉。虽然你受着压迫，浑身难过，可是你感觉到血管里头有的是烧着整个宇宙的烈火。陶醉的灵魂在锅炉里沸腾，像埋在酒桶里的葡萄。千千万万的生与死的种子都在心中活动。结果会产生些什么来呢？……像一个孕妇似的，你的心不声不响的看着自己，焦急的听着脏腑的颤动，想到：“我会生下些什么来呢？”

  这不是克利斯朵夫一个人的境界，而是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心灵在成长时期所共有的感觉。

  欢乐，如醉如狂的欢乐，好比一颗太阳照耀着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成就，创造的欢乐，神明的欢乐！唯有创造才是欢乐。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。其余的尽是与生命无关而在地下漂浮的影子……

  创造，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，总是脱离躯壳的樊笼，卷入生命的旋风，与神明同寿。创造是消灭死。

  瞧，这不是贝多芬式的艺术论吗？这不是柏格森派的人生观吗？现在的西方人是从另一途径达到我们古谚所谓“物我同化”的境界的，译者所热诚期望读者在本书中有所领会的，也就是这个境界。

  “创造才是欢乐”，“创造是消灭死”，是罗曼•罗兰这阙大交响乐中的基调，他所说的不朽，永生，神明，都当作如是观。

  我们尤须牢记的是，切不可侠义的把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》单看做一个音乐家或艺术家的传记。艺术之所以成为人生的酵母，只因为它含有丰满无比的生命力。艺术家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模范，只因为他是不完全的人群中比较最完全的一个。而所谓完全并非是圆满无缺，而是颠扑不破的、再接再厉的向着比较圆满无缺的前途迈进的意思。

  然而单用上述几点笼统的观念还不足以概括本书的精神。译者在第一册卷首的献词和这段弁言的前节里所说的，只是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》这部书属于一般的、普泛的方面。换句话说，至此为止，我们的看法是对一幅肖像画的看法，所见到的虽然也有特殊的征象，但演绎出来的结果是对于人类的一般的、概括式的领会。可是本书还有另外一幅更错杂的面目：无异一幅巨大的历史画，——不单是写实的而且是象征的，含有寓言意味的。作者把整个十九世纪末期的思想史、社会史、政治史、民族史、艺术史来做这个新英雄的背景。于是本书在描写一个个人而涉及人类永久的使命与性格以外，更具有反映某一特殊时期的历史性。

  最显著的对比，在卷四与卷五中占着一大半篇幅的，是德法两个民族的比较研究。罗曼•罗兰使青年的主人翁先对德国作一极其严正的批判：

  他们耗费所有的精力，想把不可调和的事情加以调和。特别从德国战胜以后，他们更想来一套令人作恶的把戏，在新兴的力和旧有的原则之间觅取妥协……吃败仗的时候，大家说德国是爱护理想。现在把别人打败了，大家说德国就是人类的理想。看到别的国家强盛，他们就像莱辛一样的说：“爱国心不过是想做英雄的倾向，没有他也不妨事”，并且自称为“世界公民”。如今自己抬头了，他们便对于所谓“法国式”的理想不胜轻蔑，对什么世界和平，什么博爱，什么和衷共济的进步，什么人权，什么天然的平淡，一律瞧不起，并且说最强的民族对别的民族可以有绝对的权利，而别的民族，就因为弱，所以对它绝对没有权利可言。它，它是活的上帝，是观念的化身，它的进步是用战争，暴行，压力，来完成的……（在此，读者当注意这段文字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写的。）

  尽量分析德国民族以后，克利斯朵夫便转过来解剖法兰西了。卷五用的“节场”这个名称就是含有十足暴露性的。说起当时的巴黎乐坛时，作者认为“只是一味的温和，苍白，麻木，贫血，憔悴……”又说那时的音乐家“所缺少的是意志，是力；一切的天赋他们都齐备，——只少一样：就是强烈的生命。”

  克利斯朵夫对那些音乐界的俗物尤其感到恶心的，是他们的形式主义。他们之间只讨论形式一项。情操，性格，生命，都绝口不提！没有一个人想到真正的音乐家是生活在音响的宇宙中的，他的岁月就寄于音乐的浪潮。音乐是他呼吸的空气，是他生息的天地。他的心灵本身就是音乐；他所爱，所憎，所苦，所惧，所希望，又无一而非音乐……天才是要用生命力的强度来测量的，艺术是这个残缺不全的工具也只不过想唤引生命罢了。但法国有多少人想到这一点呢？对这个化学家式的民族，音乐似乎只是配合声音的艺术。它把字母当做书本……

  等到述及文坛、戏剧界的时候，作者所描写的又是一片颓废的气象，轻佻的癖习，金钱的臭味。诗歌与戏剧，在此拉丁文化的最后一个王朝里，却只是“娱乐的商品”。笼罩着知识阶级与上流社会的，只有一股沉沉的死气：

  豪华的表面，繁嚣的喧闹，底下都有死亡的影子。

  巴黎的作家都病了……但在这批人，一切都归结到贫瘠的享乐。贫瘠，贫瘠。这就是病根所在。滥用思想，滥用感官，而毫无果实……

  对此十九世纪的“世纪末”现象，作者不禁大声疾呼：

  可怜虫！艺术不是给下贱坏人享用的下贱刍秣。不用说，艺术是一种享受，一切享受中最迷人的享受。但你只能用艰苦的奋斗去换来，等到“力”高歌胜利的时候才有资格得到艺术的桂冠……你们沾沾自喜的培养你们民族的病，培养他们的好逸恶劳，喜欢享受，喜欢色欲，喜欢虚幻的人道主义，和一切足以麻醉意志，使它萎靡不振的因素。你们简直就是把民族带去上鸦片烟馆……

  巴黎的政界，妇女界，社会活动的各方面，都逃不出这腐化的氛围。然而作者并不因此悲观，并不以暴露为满足，他在苛刻的指摘和破坏后面，早就潜伏着建设的热情。正如克利斯朵夫早年的剧烈抨击古代宗师，正是他后来另创新路的起点。破坏只是建设的准备。在此德法两民族的比较与解剖下面，隐伏着一个伟大的方案：就是以德意志的力救济法兰西的萎靡，以法兰西的自由救济德意志的柔顺服从，西方文化第二次的再生应当从这两个主要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发轫。所以罗曼•罗兰使书中的主人翁生为德国人，使他先天成为一个强者，力的代表（他的姓克拉夫脱（Kraft）在德文中就是力的意思），秉受着古弗拉芒族的质朴的精神，具有贝多芬式的英雄意志，然后到莱茵彼岸去领受纤腻的、精炼的、自由的法国文化的洗礼。拉丁文化太衰老，日耳曼文化太粗犷，但是两者汇合融合之下，倒能产生一个理想的新文明。克利斯朵夫这个新人，就是新人类的代表。他的最后的旅程，是到拉斐尔的祖国去领会清明恬静的意境。从本能到智慧，从粗犷的力到精炼的艺术，是克利斯朵夫前期的生活趋向，是未来文化——就是从德国到法国——的第一个阶段。从血淋淋的战争到平和的欢乐，从自我和社会的认识到宇宙的认识，从扰攘骚乱到光明宁静，从多雾的北欧越过了阿尔卑斯，来到阳光绚烂的地中海，克利斯朵夫终于达到了最高的精神境界：触到了生命的本体，握住了宇宙的真如，这才是最后的解放，“与神明同寿”！意大利应当是心灵的归宿地。（卷五末所提到的葛拉齐亚便是意大利的化身。）

  尼采的查拉图斯脱拉现在已经具体成形，在人间降生了。他带来了鲜血淋漓的现实。托尔斯泰的福音主义的使徒只成为一个时代的幻影，烟雾般的消失了，比“超人”更富于人间性、世界性、永久性的新英雄克利斯朵夫，应当是人类以更大的苦难、更深的磨炼去追求的典型。

  这部书既不是小说，也不是诗，据作者的自白，说它有如一条河。莱茵这条横贯欧洲的巨流是全书的象征。所以第一卷第一页第一句便是极富于音乐意味的、包藏无限生机的“江声浩荡……”

  对于一般的读者，这部头绪万端的迷宫式的作品，一时恐怕不容易把握它的真谛，所以译者谦卑的写这篇说明作为引子，希望为一般探宝山的人做一个即使不高明、至少还算忠实的向导。

一九四Ο年